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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上孤舟的一跃 ——对李瑾诗集《人间帖》的一种解读
来源:中国艺术报 时间:2018-02-05 09:55:07  作者:杨碧薇

阅读李瑾诗集《人间帖》 ,如同乘坐一叶轻舟,在风平浪静的河面上顺畅前行。而他的诗,就是这条没有山峰遮挡也没有巨石绊脚的河流,神情自若地流淌着,不与天地争辉,不追赶时间,甚至不需要方向。在河的两岸,高密度的抒情就像葱茏的树林,在一片片琐碎的陈述中亭亭玉立。你一路凭栏而眺,不知不觉已黄昏盛大,方才觉察到黑夜将至。


恰如这从容的行船,李瑾的诗还能保持一份难得的匀速。他的速度,稳健中透出隐隐的轻快;因为不追求任何不可控的变化,所以不乏舒适与自足。恰如“风和云互不干涉/互不干涉。/鱼虾各自寻欢” ( 《幻觉》 ) 。但是,当我进一步审视自己的阅读,便不禁怀疑起:这种平衡、匀速、静谧的秩序是否就是李瑾诗歌的真实面貌?我分明看到了他还有未完成的期许。所以,在如练的河流之下,一定还有深层的暗涌、秘密的激流,只有潜下平静的河面去了解这些,李瑾的诗歌,才会向我敞开真实的面貌。

娴熟的写作



恰如河面之平,李瑾写诗时确实“得心应手” ,他常用散文化的手法记录下眼前所见及内心所感,还能娴熟地发酵出浓浓的情绪。随感式的书写,有着“刚刚好”的舒适,又不失片刻的灵光。我将李瑾的这种诗歌写作视为“娴熟的写作” 。他有一系列与古典文学对接的诗歌,就明显地体现出这种娴熟。这些诗歌有一个基本的架构,就是以古典文学为题材,重写古典。用现代汉诗的表述方式,李瑾重写了《诗经》 《尚书》 《国语》 《道德经》 《楚辞》等中国古代经典中的部分篇章。 《蒹葭》一诗,以原诗中的“岸”和“伊人”这两个意象起步,从此情此景,联想到自己“依旧沉浸在中途” ,进而联系到人生,“不知这恍惚的一生该拿什么收场” 。还有一些诗,直接在正文中插入了原文,如《东门之枌》《立冬》 ,它们呈现出一种跨文体特征,不失为汉语新诗的一种新尝试。


《春秋祭》里重写古典的一系列诗,与其说是出自李瑾的诗歌野心,倒不如说是出自他的审美偏好。当然,在客观上,这一类诗歌具有复合意义:一方面,是对古代名篇的重释;另一方面,又是对汉语新诗的再创造。众所周知,要恢复汉语新诗与传统的联系并非易事,李瑾却能将二者的联系处理得非常娴熟,让诗句在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如泡沫一般漂浮。所以,这些诗歌充满了轻盈之美,但又相对地忽略了本可以再往前走一步的厚重。


这条一马平川的诗歌之河,对世间万物有强大的吞噬力。在李瑾笔下,自然界的斜阳、大雁、天空,人类社会的地铁、公车、酒店……都是被这条河轻轻裹挟而去的水花。他诗歌的发生逻辑其实很简单,与古典式的见景抒情、有感而发一脉相承。葆有触感式的发生逻辑,也就是葆有与传统的秘密联系。



内在的张力




河水,给人的第一触感就是柔软。只要对当下某些满是戾气、攻击性与狂妄的诗歌写作稍加反思,就会发现,李瑾诗歌中的柔软是一种多么难得的品质,正是深处的矛盾,托举起了表层的柔软,构成了内在的张力。我继续潜入李瑾的诗歌之河,发现矛盾无处不在。在李瑾反反复复的书写中,它们并没有被化解,而是一直浮动在诗歌的河流中,成为悬置的问题。


首先是自我的对话。他的一部分诗里掖着很多心事,满是与自我的对话,所以这些诗又隐藏着双声调。对话的目的,无非是自我安慰、修复、说服,以此来再次确证。与生活中那个意气风发的李瑾不同,诗歌中的隐含作者,对自己充满怀疑和否定,他能敏锐地感受到外界对自身倾覆的压力,却并不清楚生活的选择。最终,无所作为还是酿成了自我主体的撕裂:“镜子里的我家人眼里的我以及/身体里的我正奔向三个不同的/方向” ( 《人间帖》 ) 。


其次是外界(客体)与自我(主体)的矛盾。外界是自我确认的重要参照系,一旦对外界选择了不顺服,内心的挣扎就会阻碍自我的确认。或许是因为反抗失效,又放不下心里的包袱,他常常在忏悔:“只有看见源头/我才会略微有些感动那里可以忏悔/也多少能找到一些干净和失去的东西” ( 《我深深陷入自己的生活》 ) 。忏悔是自救的努力,意味着自我主体的反省。在与外界的矛盾纠葛中,李瑾诗歌里的自我始终在寻找突破口。而这正是他的诗歌充满张力的魅力所在。


沉潜与超越




李瑾被人戏称为“地铁诗人” ,他有不少城市题材的诗歌都与地铁有关,“在地下一样有世俗的心事” ( 《地铁纪》 ) 、“在地铁中我看到一列空车奔向/我的起点” ( 《地铁书》 ) 。地铁,是城市生活中较为普遍的景观,但抛开日常性来说,它也暗含“地下”的意味,有压抑和沉潜的特征。沉潜的情绪构成了李瑾诗歌的情感基调。对此,他并没刻意去改变什么。对于诗歌,他有自己的看法。他写诗,主要就是为了抒发情绪,并从中获得精神的超越。李瑾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写出的诗歌,折射出汉语新诗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抒情的纠偏与放逐已是诗歌革新的一条显明的出路,叙事的介入、日常性的参与、地域性的潮流和草根性的诉求,都是对抒情的排挤、覆盖甚至是反讽,其内在的线条则是现代诗学对古典诗学的悖离。而如何悖离、怎样创新,最终都要落实到在价值重估之后,能否建立一种新的现代性意义上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绝不是柔弱的、无力的,而是能有效地应对现代性的某些症结。


还需一提的是,李瑾应该注意:当他的写作方式已经熟练到能够对诗歌进行批量生产时,这些诗歌的可辨度,便会因彼此的顺滑和相互的复制而大大降低;诗人自身的辨识度,也会在意义的涣散中大打折扣。或许李瑾可以适当地放慢写作速度,先试着去关注对自我主体的确认、对诗歌价值的建立,在情绪最幽微的地方、在不可化解的两难之处甚至是在语言中重新发现汉语新诗的经验,就像王维的诗歌所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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