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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媒体时代文学的困境与出路
来源:文艺报 时间:2018-05-16 09:11:00  作者:奥塔维 等

      4月23日,由鲁迅文学院主办、中国作家网承办的“后媒体时代文学的困境与出路”中外作家交流研讨会在京举行。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施战军,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徐忠志,参加鲁迅文学院“2018国际写作计划”的外国作家等参加研讨。会议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主持。

     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的迅猛发展,新的传播介质展现出令人吃惊的覆盖力,给传统媒体带来巨大冲击。文学的创作、阅读和传播方式正在发生改变。从漫长的印刷时代进入数字化时代,作家们是否充满忧患和焦虑?如何应对这种变化?来自斯洛文尼亚、法国和韩国的三位作家、翻译家表达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媒体,信息还是工具?

                                                                             文 | 【法】多米尼克·奥塔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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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麦克卢汉提出“大众传媒”这一概念,我们今天的社会依然比大众传媒更大众化了。大众传媒自上而下遍布社会——媒体的所有者或设计人员制作节目,进行编辑加工,受众接受节目。很快,这些媒体开始收取技术费(包括电视、无线电、互联网、IT等),这些收费并没有阻止多元化趋向更复杂化,只是避让了“设计者”:谁都可以创建节目,并将其传播到任何他喜欢的地方。 他必须找到“读者”,即他今天能够依据自己的代码,通过自己的数字工具激起反应的受众。

      如今,谁都可以从事传媒工作,就好像设备媒体/数字技术不存在技术门槛一样:媒体无处不在。 它在我们生活中无所不能,改变了一切:就其本身而言,媒体的本质,就是使人超越自己。 这是否意味着新的口语特质的传播方式的出现?信息随即会被连接在数字蜘蛛网上,迅疾消失,无从为人使用。

      最初,“Orant”(拉丁语,祈祷)一词意为赤脚在地上,手臂交叉,手掌转向天空,发出不清晰的声音,这是我发自人性深处的大声祷告,这种祷告是我之所以为人的理由。 后来,祷告、诗歌、音乐脱离了原意,被各阶层利用:祭司、音乐家、诗人……每只猫都在捍卫自己的领地。

    后媒体时代是不是意味着原始的未分化整体的重新来临?初民时代,同一功能的提供分工并不明晰:表达,讲话人抒发自己的情怀,书写,艺术。 之后,这些功能渐次分为不同“专业”。今天,后媒体时代,也许人类到了一个节点,把初民时代那些未分化的传播功能重新聚合为一种新的普世性的“口传”服务,可以自由使用,而不必隶属于所有的工具“媒体”——地球和“Orant”所朝向的天空,今天也许就是后媒体的工具。

      麦克卢汉的戏言“媒介即按摩”是对现实的评论。 消息由顶部给出,垂直地抵达底部,底部接收到信息,感觉到“说了什么”。而今天,这个说法并不完全适用,传递一个或若 干信息的工具日益多样化,捕捉信息的主体也不可胜数。 仿佛由于工具的多样性而导致“从上方”的控制消失了,这使得它们变得不可控。

不再只有一条能够释放信息的“高速公路”,来自国家、地区、省份、邻近地区、国际的信息途径越来越多元化……但是,如果没有“高速公路”,那么许多无名的、边缘的、已经失落的地方该如何抵达?如果不能抵达这些地方,我们就忽视那里存在的一切?这是一场顽固的冒险,我们在无人区随机起飞,却发现那里已经住满了人。

上个世纪最佳的文学作品是在最隐密之处完成,然后被“官方高速公路”取走。我们对自己说,今天的数字村也必须接受同样类型的财富。因此,出现了新的流浪形式、口传性新形式:我不再向社会说话,也不向普遍性说话;我对漫游者说话,他可以用他愿意的方式回答我:音乐、文字、绘画、随机数字信息……新的漫游,新的口传性,冒着迷失的风险,我们会迷失,那么我们会在哪里迷失?

      我在想,阿尔及利亚的卡拜尔诗人Si Moand,在父母被法国入侵者杀害之后,遭到驱逐,四处流浪,途中为村民写作,他为传世后代而书写。村民们作为传播的“工具”,从未控制过他。今天,所有的信息完全不可控,无数的数字设备释放海量的信息;每个操作员都会在一个无法控制的虚拟空间中奋不顾身。而后,第二个读者(即操作者)的需求随之而来,他们不仅要熟悉这个信息,还要在那里介入更多的信息,修改编辑,加以评论,更换方式继续传播(以文字、音乐、图像、着色等方式)。

我们在虚拟空间获知越多,我们就越发一无所知。 艺术家、作家、视觉艺术家可以随时抓住一条他们觉得需要回应的信息,加以转发,将其融入到另一种被发明的金属语言中,而这种金属语言并没有经历过古老的垂直性规律(从上到下)的规范,而是以平行状态,不随任何预先建立的轨迹运转。

因此,我们处在安德烈·布雷东所说的“随机目标”的领域,我们释放消息/工具/媒体,追求无限的猎物,这对我们的艺术家、诗人、作家的工作有什么后果?

在这种无限的多元化面前,曾经有过布莱恩·吉森的“剪切法”,或者是超现实主义者“精致的尸体”的游戏,或者是马塞尔·杜尚的消遣:《新娘被单身汉们脱光了衣服》……今天看起来都很幼稚。所以,因了数字工具,发明的可能性倍增。

      没有必要在创造新过程之前思考,要立即去做,已经不再需要三思而后行了。“诗歌将由所有人创作,而不是由一个人创作”(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 那么,我们来了,包括机器在内的所有人……目前,媒体的概念是否与该工具的概念相一致?媒体,信息还是工具? 我们在谈论内容还是在谈论控制?我们正处在一场巨大的多米诺骨牌游戏之中,创作者和消费者都参与其中(两种身份模糊难辨)。

 

                                                                            后传媒不意味着零责任

                                                                      文|【斯洛文尼亚】芭芭拉·波加奇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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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前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和巨大的困境,我想通过我的亲身经历来谈谈破解之道。

      我在一个记者世家出生长大: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记者,我的祖父甚至是他那个时代非常有名的重要记者之一。他前往世界各地,采访了当时数百名政治领袖,如英迪拉·甘地、萨尔瓦多·阿连德、铁托等,多位世界著名作家,包括聂鲁达、艾斯图里亚斯、亨利希·伯尔,还有欧仁·尤内斯库、阿瑟·米勒、亚马多、阿加莎·克里斯蒂、川端康成等,以及萨尔瓦多·达利等画家,亨利·摩尔等雕塑家,阿瑟·鲁宾斯坦等音乐家,莫里斯·贝雅尔等舞蹈家。他也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进入中国的第一批外国记者之一。

      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我清楚地记得他从中国回来时给我买的各种礼物:小阳伞、水稻种植园工人的帽子、儿童插图和带有中国宫殿图案的手帕、 中国僧侣和美丽女子的玉雕……在他去世后,这些礼物依然收藏在我家的金色橱柜中,我们都视之为最珍贵的纪念品。这就是我做孩子时对中国的想象:一个僧侣,漂亮纤细的女孩,精致的小雕像,种植大米的人们,丝绸般的鲜花,树木和河流。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祖父当年的采访,我可以说他试图以最人性化的方式呈现他眼中那个时代的政治困境。 这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媒体,我们当然可以称之为传统媒体——都有一颗济世救民、影响事态发展的心。

      现在,媒体空间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反。世界上有一半的人称另一半人是骗子,媒体也看起来像在搞宣传,玩恶作剧,阴谋论盛行,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戏剧性的媒体战争时代。有些人退出媒体(无疑更加降低媒体从业者水平),其他一些人通过参与作出反应,创建他们自己的私人媒体,更严肃的就写博客,浮浪之辈则厕身社交媒体,玩得不亦乐乎……

      一开始人们并不容易发现媒体战争带来的混乱局面。后现代媒体开始出现,试图矫正和改造传统媒体,其方式就是允诺更多的言论自由,从而带来更多的真理。但事实证明这种局面可能又意味着相反:舆论被操纵了,没有带来更多的事实,仅仅只是带来一点doxa(希腊语,意为看法)意见而已,这种所谓的意见或看法,在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看来,与废话无异,说了等于没说。 他的门徒柏拉图认为社会到了这一步,民主已经衰落了。

我的祖父不想把任何国家或个人理想化,他要做的是辩证地看待每一个不同观点,类似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才是找到寻求真相的惟一途径。在他的访谈中,除了描述采访对象带来的政治和公共后果之外,他还试图刻画这些历史人物的个性。无论是国家领导人、畅销书作者,还是诺贝尔奖得主,他都试图呈现他们身上善良、热情、理想的东西。他成了那个时代“老派”记者的缩影,透过他的写作,你就可以了解同时代的人们试图改良社会的想法和意图:我的印象是,我们今天的媒体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新闻从业者。

后现代媒体产生了很多所谓的记者,他们写的纯粹是他们自己的一己之私的东西,如此,就只能和博客与社交网络争个长短,看谁的吸睛能力更强。 通常,社交网络的反应会影响主要媒体,访谈中的问题以及社交媒体对某些主题的统计有时会成为新闻。

      当然,我们不再生活在传统世界里:一个像我祖父这样的老式记者,游走在处处受控的国界线之间,向世界传递有关新闻。现在,人们都可以四处旅行,但形成的看法却有很大局限性。在我祖父的时代,加入传统媒体就意味着你要对如何讲述事情(我从他那里继承了一些东西,包括关于词汇力量的意识)承担很多责任;现在的媒体从业者却不然,因此承担的责任相对小得多。后现代媒体带来的观点不胜其多,与之竞争话语权变得十分困难,尽管其中一些观点在某些方面可能非常精确。尽管如此,形塑信息总是有责任的,这一点后传媒基本上忽略了:后传媒意味着几乎零责任,零承担。一切都是主观的,后媒体倾向说万事均无客观性。

在我国,自从前南斯拉夫一分为五,国家解体,过去的媒体经历了最糟糕的时代。新闻自由除了释放言论,也同时经历了媒体所有权的贪婪争夺战,但是,一旦尘埃落地,传统媒体对其内容却越来越不在意,并且一直在想着通过宣传(广告)赚钱。

      看来报纸的新主人已经失去了初心。当他们抱怨后媒体崛起,导致读者人数下降时,他们忘记了,即使是社交网络,也如同传统媒体一样珍视好新闻——因为媒体究其本质,事关良知,关乎责任。传统媒体的衰败,不外话题轻松化,简单化,追求点赞,由此,只好解雇受过良好教育的新闻工作者和有文化的评论家。古典媒体,特别是报纸,认为新媒体的崛起导致了读者群流失。当然, 这也是一个统计事实,因为读者天性追求轻松的内容和八卦消息。

社交媒体绝不是无辜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鼓励和怂恿人们的无知乃至其他形式的低俗癖好。但我们不能无视它们的存在:因为社交媒体已经变得比传统媒体更加强大,甚至对社交媒体没有好感的知识分子也在使用社交媒体,而那些停止使用它们的人,在许多方面被社会边缘化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交际便捷化大势所趋,几乎可以说它是这个时代的工业革命,几乎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交际沟通已然成了新兴行业。

传统媒体固然是僵化的,但其中仍然包含责任和担当。自此之后,时代发生了粗暴的变化:世界面临着社交媒体不负责任的困境,这种媒体仇恨言论极易散播,其后果,严重的时候,可能导致恐怖主义或其他(极端)暴力行为。

      目前,我们在各方面都面临着大规模被操纵的危险。 主要信息来源来自后媒体时代的社交媒体,难免阴谋论丛生,信息传播一出现混乱,秩序必然丧失,引发大规模个人的贪婪。真正的自由可望不可即,越来越多的富人不动声色操控穷人,并在公共空间中排除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丹麦作家褔劳德说,丹麦的报纸已经向读者承诺,他们不会屈服于金钱和统计数据的专横,他们会继续专注内容——体现社会责任的文化新闻以及受过教育的记者的批判性思考。赞一个!但如果考虑到像我们这样的社会,社会责任媒体已经向没有内容的媒体转化了,或者以担心失去利益为借口排斥正能量的内容,我们又该怎么办?这难道不是我们所有人生活或未来生活的隐喻吗?

      过去的时代赋予传统媒体以权力,而这种权力似乎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传统媒体的力量正在以彗星划过天空的速度衰减,责任不仅由记者承担,政府也难辞其咎。传统媒体衰败,只关心获取金钱和操纵他人,我们的社会就会混乱不堪。

      民主是以辩证的方式表达不同的意见,这意味着权衡不同的事实以寻求客观性。后媒体时代众声喧哗,看似多元化,但最终自由如水中月一样难觅踪影。传统媒体失去了方向,社交媒体不期而至。作为人类,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在社交媒体的传播中制定规则和限制,以避免混乱和暴力。

      人类从未像今天那样意识到与人类存在最相关的交流的重要性。我们体验到的交流不仅仅是文字和语言。社交媒体是最令人上瘾的交流,也是视觉交流的证明。如果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将人类定义为语言的存在,并围绕这种方式发展了他的心理学方法,那么我们通过视讯方式交流时,其实仅表明一小部分(大概20%左右)的交际与言语有关。由于这个事实,社交媒体和其他后媒体正在获得压倒性的力量,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传统媒体记者,注定了必然出局。如何救弊,没有人说得清楚。我认为在最终找到解决之道之前,我们应该首先认真关注和研究这一现象。


                                                                       文学不应太大众化,但传播方式应大众化

                                                                            文 | 【韩国】金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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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媒体时代的困境可以说是来自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新媒体的垄断,另一方面是旧媒体系统的固化。

      在后媒体时代,最普遍、处于垄断地位的媒体是智能手机。智能手机是一种综合性媒体,是媒体的黑洞,里面什么都有,什么都吸掉了,所以能够制伏所有的传统媒体,比如书和杂志。举个例子,过去的中学生虽然上课时“举头望老师,低头吃便当”,但还用剩下的时间看书;但是现在的中学生“举头望老师,低头看手机”了,下课也看手机,绝不看书。大学生也大同小异。地铁里所有的人都不看书,只看手机,吃饭也看手机,甚至走路也看手机。

      手机已变成人们生活的主要动力、甚至生活的全部。结果是,包含人性与文化传统的书远远地离开了我们的生活,由资本控制的手机填补了这个空白。手机里的东西主要是刺激人的神经,提供瞬间快感与效用的,也是被资本强制、走向资本的。所以越多使用手机,就越成为资本的奴隶,我们的阅读、生活和文学的空间就越小。在韩国这种现象比在中国更严重,更令人悲观,但这是两国都要克服的。

      举另一个例子。韩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中文系,中文系的教授与中国文学发生联系的行为主要是写论文,其目的不是更加具体地、更有深度地了解中国文学或推广中国文学,让韩国的广大读者与作家从中国文学中获得韩国文学所缺乏的滋养,而是为了从国家或单位拿到一批学术基金。拿到钱之后,谁都不关心这些论文的下落,也不关心其效用。其实这种情况还不成问题,问题在于谁会看这些论文?他们写的大部分论文基本上只有四个读者,一个是作者自己,另外三个是审评人,而其他人都无法接触到这些文章。他们把这些文章做成一本论文集,摆放在自己的书架上,过一段时间后就把它们全部送到废纸工厂。这种情况意味着,有关中国文学的知识大部分都被关在大学的栅栏里,大学外面的广大群众一直没有具体了解中国文学的机会。这不仅是知识的浪费,而且是时间和资源的浪费。这种浪费是因为文学缺乏能够接近广大群众的渠道,换句话来说,缺乏文学阅读大众化的实用性媒体。所有媒体的功能都被手机代替,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下,我们生活里文学占有的空间越来越小。

      再举个比较正面性的例子。近几年韩国的两家出版社“文学村”与“银杏树”几乎同时创刊了全新类型的文学杂志,虽然其内容覆盖了严肃文学、大众文学、漫画、古典音乐、电影、旅游、饮食男女等有关日常生活的多元层次,但依然以纯文学为主。封面设计和装订也与现存的传统杂志全然不同,能够同时满足不同阶层读者的审美取向。这种新媒体的创刊是针对智能手机一代的,对恢复他们的文学阅读习惯有很大贡献。

      文学本身不能太大众化,也不该太大众化了,但是文学的传播方式应该大众化,让更多读者能够接触文学作品,通过文学使生活更加美丽而丰富。为此我们必须创造符合于新时代、后媒体时代的、更加大众化的新媒体,同时对固化的旧媒体运用系统进行合理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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