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月４日上午９时，由山花杂志社和贵阳市文联共同主办的第二届“阳明杯•山花文学双年奖”如期在贵州省图书馆举行颁奖典礼。本次奖项系首届“阳明杯•山花小说双年奖”延展而来，评选范围为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山花》杂志刊发的各类文学作品。最终评出了１０篇（组）作品，奖金每篇（组）２万元。

        出席颁奖典礼的省内领导有贵州省文联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欧阳黔森，贵州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张绪晃，贵州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高宏，贵州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陈雷鸣；外省嘉宾《文学报》总编辑陆梅、《文艺报》常务副总编徐可、《新华文摘》文艺版主编梁彬，以及《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评论家黄德海和作家、作家出版社编辑李宏伟，《上海文化》副主编、评论家张定浩，作家、《当代》杂志编辑孟小书，评论家李振，《野草》杂志主编、作家斯继东等出席颁奖典礼。

                                                                          （获奖名单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

        禹风：上海作协会员，复旦大学文学士，巴黎高等商学院硕士。自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起发表文学作品，于《山花》《芙蓉》《江南》《花城》等刊发表中篇小说数十篇，在《当代》《十月》发表长篇小说三部，有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选载。

 《炮台少年》授奖词 

        小说以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沙自卫反击战”为背景，讲述了军队大院的后方生活，以一个少年的经历为主线，在蓬勃的生气中解开一段青春成长之谜。少年的传奇与世事复杂交织，内心的隐秘与坦荡相互缠绕，时间的两个场域内外集结，在“出离”与“深入”的表现手法之下，让人看到战争与人性的隐秘回响。

 获奖感言 

        《炮台少年》荣获“山花文学双年奖小说奖”，在我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迄今为止我没建立任何获奖的期待，既有自知之明，也算洞悉世情。情理之中：《山花》天真烂漫，很可能质朴地本真地奖励小众“与世无争”的作品。《炮台少年》发表两年来，获得较多文学家认可，我觉得原因之一是它裸示了青春的献祭功能：人人皆有青春，你我曾为祭品。先鸣谢《解放日报》退休记者熊能，他偶然向我讲述了当年采访中越海战获知的不能见报的“夺岛细节”……其次鸣谢汕头电视台资深记者林在鹏，他带领我参观了汕头市区的石炮台——故事人物的寄生地……我回报他俩一个看似有关却无关战争的故事。我想讲的是青春的宿命，它如何像鲜花点缀残缺人世，凋零干枯……我们都有过花样年华，现今沦为油腻大叔和中国大妈……我想，小说获奖这种事好比选美，你得承认世界上有各从其类的美人，也有品味迥异的评委……我的获奖感受就此离开作品本身，天马行空一番。关于写作，我存如下私念：忌讳是小说的福地。小说从忌讳之处开始。因为忌讳，人管制了自己的语言，小说正为打破这种沉默而生。记得法国人总结说：法国男人的第一位女友往往是他母亲的闺蜜……法国人这样简明地举例了小说的特点；该国中世纪还留下一卷《危险的关系》（拉克洛）佐证小说的犯忌本性。我喜爱小说游刃有余的窥探灵魂的本能，小说家的耳朵生来要听旁人的闲白，他的眼睛不停扫视人群；你越是竭力回避的，小说越想弄个明白，还添加令你火冒三丈的暗示……小说不会敬重它的主人公，它是一把不正经的鸡毛，到处挠人痒痒，让你露出藏掖住的本相……难看该是小说的纹理。常言道“会死得很难看”，小说的天职就是诠释这种难看。真正的小说都该叫读者难受，取悦读者或娱乐读者不是它的任务。在这层含义上，观看尸体或解剖病理标本与写小说相似。逼迫自己和读者正视不忍目睹或非礼勿视的东西，作者和读者便携手踏入真相的泥潭。而死亡是小说的重力。“罪的工价就是死”。若不了解上帝创造死亡的意义，我们描写死只是技穷。小说应当回荡死亡的气息，哪怕人物活得滋润。死不是噩耗，是福音。青春是人生最接近于完美的时段，我们的罪性与世界的残忍等待它，如兀鹰等待离巢雏鸟。感谢              《山花》授予《炮台少年》小说奖，感谢众多读者的回馈及共鸣。

        郭雪波：中国作协会员，北京作协签约作家，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狼孩》《银狐》《火宅》《锡林河女神》《青旗嘎达梅林》《蒙古里亚》等；中短篇小说集《沙狼》《沙狐》《大漠魂》《郭雪波小说自选集》（三卷本）等十余部。有作品被译成英、法、日文出版。历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台湾联合文学奖首奖和宗教文学奖、香港“十大好书奖”及首届国家生态环境文学奖、根据《沙狐》改编的广播剧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等。

 《狗脖湾干校轶事》授奖词 

        以怎样的目光追寻过去？以怎样的角度去表现往事中的人物？当我们在面对一段苦难历程时，是否真正地进入事物和心灵的内部？这是考量作家的严苛时刻，而《狗脖湾干校轶事》以一组短篇的形式划开历史的阴云，捕捉与再现了那一时期令人感怀的美好瞬间，并以这一瞬间的记忆直抵人性的崇高，那便是——坚守与忠贞。

 获奖感言 

        感谢《山花》。《山花》是我喜欢的一家文学杂志，国内大小文学期刊林林总总数不清，《山花》很独特，很文学，很有自己风格和追求，堪称超群脱俗出类拔萃。本人在数十年文学创作生涯中，也获过不少国内外各类文学奖项，但十分珍惜和看重《山花》这次颁给我的奖。因《狗脖湾干校轶事》，是我自己比较满意，认为近几年写的最好的短篇，所以它获奖格外高兴，有一种小孩完成作业得到家长一块蜜糖般的美滋滋满足感。说是写了干校，其实并非写文革，并非写那段不堪回首的伤痛历史。我去过干校，十九岁中专刚毕业便阴错阳差被抛到那个革命熔炉里，一待两年，经历了很多。但我没有选择写干校里如火如荼的运动，没有写大字报、大批判、大批斗、抓“走资派”，而是细细捕捉和描写了在那个黑暗年代里人的美好的东西，尚未泯灭的闪射出人性光芒的东西，那就是人的真，人的善，人的美，人的大爱。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文学价值取向的严肃问题，你是“审丑”，还是“审美”？中国文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伤痕文学”开山发力以来，这多年始终的主流是批判现实、揭露黑暗、描述开掘人的丑恶及社会弊病为主体，各种描述要多悲惨就有多悲惨，那些闻所未闻的残忍血腥的故事，读完后几天都不想吃饭。当然这种写作也并非有错，写悲剧更有震撼力嘛。然而，我们恰恰忽略了一样东西的存在，一个与这些黑暗和丑恶相对应而存在的东西，那就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人性的真善美，人之间的慈爱和互助。我们的现实生活再黑暗再丑恶，人世间也从未泯灭过人性闪光的真善美，从未遗失过人与人之间的互爱和互助。当下我们的文学目光，关注这一点太少了，我们不应失去“审美赏美”的功能，我们不应忘却用我们“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出于这一点，我才写了《狗脖湾干校轶事》。当时正在阅读奈保尔的《布莱克·沃兹沃斯》，即诗人之死，一篇唯美凄美人性之美的短篇。对我启发触动很大。生活是小说源泉，生活中的美好东西更应该是小说源泉。再次感谢《山花》，奖励了一篇尽力追求人性美的这样一个小说。

        文珍：青年作家。历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第十一届上海文学奖、第十三届华语传媒文学最具潜力新人奖、第十四届十月文学奖等。出版小说集《柒》《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十一味爱》，散文集《三四越界》。

 《开端与终结》授奖词 

        青春与家庭是文珍的重点书写领域，两者交糅，其中的爱与欲，困惑与迷惘，被置于细腻的剖露之中，对这一形态及其人物表现，有着情境与心灵的高度融合。清新的叙述之中有着忧郁的色调。文本的呈现意义并不在于提供一个答案，而是提出叩问，即，爱是什么，何以如此？小说作了一次标本式的再现，而高度关注的“此在”又激发出令人难忘的审慎的抒情。

 获奖感言 

        首先要谢谢我非常喜欢的《山花》杂志颁给我这个奖，让我一生中有机会第二次来到贵阳。第一次来到贵阳，还是十几年前的事。刚考上研究生的那个暑假，大概宅在家中镇日无聊，广东天气又酷热难当，睡得不好，遂决定出来走走。正好之前看了陆川的《寻枪》，又偶然看到深圳到贵阳的机票只要四百块钱。当即就做出了说走就走的决定。事实证明那是非常正确的选择，时至今日，贵州和新疆一样，仍然是我提到就满怀深情的省份，尤其是我去过的黔东南一带，镇远、黄果树、安顺、雷山…还在雷山吃到了好吃得不得了的酸汤鱼差点误班车。记忆中贵州的天空总是一种奇异的幽蓝，夏天总是在下雨……我喜欢一直下雨的地方，可惜我后来定居的北京，雨水太少了。表白完时间已经过了一大半。那么，就害羞地再感谢一下《山花》，把这个很有分量的的双年奖颁给拙作《开端与终结》。这个名字来自舍斯托夫的同名著作，是因为看一个朋友的书里提及此书，好奇心起，遂千方百计设法觅得。曾在《小说选刊》的创作谈里提到自己带着这本好容易在孔网上淘到的旧书去火锅店等位吃饭的事，时间大概是三年多以前的五月。那个初夏傍晚，渐渐黑下来的深蓝天空竟然很像贵州留在我印象中的天色，而我和朋友一起站着的杨家火锅院子里的草地，也是一种城春草木深的幽暗不明……诸如此类的细微感触，和其他灵感一起催生出这篇小说。前后改过三稿，历时差不多有两年，初稿才万字左右，最后定稿四万字。写完后毫不犹豫地交给了李晁——我总叫他晁天王，很大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天王同学敬业精神的钦佩。记得曾给他介绍过一个当时几乎没发表过作品的年轻作者，他牺牲当天午休时间，只用了区区一个中午时间就给了答复，以我从业多年的经验看，这显然只能出于对文学本身的罕见的赤诚。好感也包括对其他素未谋面的《山花》老师们……这些年，虽一直没机会再来贵州，但他们都是活跃在我朋友圈的相当亲切的名字。因此，虽然第一次来到《山花》编辑部，竟然有远客如归之感。最后，很高兴自己能在现场说出这句话：这一刻，我得到了马尔克斯所谓创作者最大的幸福——他说自己写作，就是为了让朋友们更喜欢自己——那么，我所喜欢的许多好朋友，正巧都坐在下面。

        贺彬：原名贺斌，现居重庆。重庆文学院首届签约作家，资深报人。２００６年曾获第四届重庆市十佳新闻工作者称号。自１９９８年在《大家》杂志发表处女作《我们都是木头人》以来，已先后在《人民文学》《山花》《天南》《大家》《青年作家》《红岩》《长城》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近百万字，小说曾多次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选载。

 《淹没》授奖词 

        小说讲述的是一段“江城”往事，探讨了人与人、人与城、人与时空的缭绕关系，三者紧密交织，内容多元又被清晰再现，环环相扣间，人世的起伏、桎梏与困境，被包裹在同样处于变化之中的城市形态里。小说再现出的沉郁与鲜明、缺失与暗影，感性地化为一座城市与一代人之间的烙印，而那指向“淹没”的或许正是我们日渐失去的。

 获奖感言 

        各位师长，亲爱的各位文学同道们，你们好。自１９９８年年底，在同处西南的《大家》杂志发表我的小说处女作，时隔近二十年后站在这里，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个奖，对于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说写作者来说，有多么沉甸甸的意义。２０１６年开年的冬天，在重庆市图书馆的自习室，我打开电脑，用惯常的小二号加粗的楷体，让何秋将他代驾的那辆路虎揽胜专车，停在那片略显神秘的别墅区路边时，我还并不知道，这个故事会驶向哪里。故事的萌芽，起始于我一个朋友的老公，在反腐的浪潮中，为自家老板顶包，却换来一个不知何去何从的茫然人生。我直觉到了这其中的屈辱跟无奈，就让他，还有想象中的他的雇主家明，家明的在读研究生情人小安，交汇于这辆深夜出行的代驾专车之上。沿途，他们又遭遇了拆迁老厂区内潜伏的枭雄桂松，桂松的青梅竹马王敏等一干人，最终，驶向了命定的淹没，那黑暗的江底。在不到两个月极速的奔驰中，我有些冲动地将自己关于何秋来自的那片乡土的记忆，小安南下独闯大都会的惶然，家明作为一个人过中年的男性的溃败，还有生长于长江边上的桂松、王敏与身俱来的魅惑，一股脑地塞进这个故事之中，以至于在那个激烈结局的涟漪消散之后许久，我都很难拎清这个故事的本意究竟何在。时过一年后，我着手大幅度修改，才猛然感到那来自核心的光照。我在那个夏天的一条朋友圈中曾这样写道：“渐渐地，身边的朋友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群，吃肥肠和吃素的，结婚生子的和单身不逾的，单位打卡的和成天闲逛的，左的和右的，跑步的和打坐的，活着的和死去的……”这样的排比，可以无限地延续，而在那一条友圈之下，朋友们的接龙也的确绵长不绝，我忽然体悟到了我们身处其中、又难以自拔的那种深刻的撕裂。在这个由不得我们的震荡的时代，贫富分化，价值观对决，焦虑不安入骨入髓，也让所有的萍水相逢，最终都无可挽回地各奔西东。或许，那灭顶而来的离散之力，就是我真正想要在这个故事之中追索的深层意义吧？于是，我有些反常规地在这个中篇采取了散点透视的方法，探询故事中几个不同轨迹的个体生命的源流，当然，最终也并没有找到解决的答案，惟留那个刑警冯卫宁遥望长江的悲伤。以上，就是我在写作《淹没》这个故事的一点心得，借这个讲台分享给大家。经年的小说写作中，我个人似乎格外地倚重追忆，沉迷于讲述成长，这个小说创作必经的发育期，对我而言显得有些过于漫长了，不得不说，是当下的这个激越的时代，催化了我的改变，让我将虚构的目光从往昔收回，环顾周遭，与“正在进行时”发生了一次拉扯。诗人西川说，一个写作者，兜兜转转，都逃无可逃地必须去处理他的时代，我更甚一步地觉得，一个２０１０年代的中国说书人，无论你愿不愿意，都会被这个凶猛的、疯狂的、勃发的时代风潮所裹挟，我们笔下的人性故事、人生故事已然剧变，根本来不及追忆，就发出了尖叫！所以，对于我个人的小说写作而言，自《淹没》之后，无论如何，都将驶入全新的路途，会更现实，更激烈，也更无畏更仁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由衷地感激《山花》杂志，感激我的责任编辑李晁，感激谢挺老师、李寂荡主编，给我暗地里的转向，施予了恩重如山的鼓励，我会将这一次的奖赏，看作我未来写作的一个重要起点。一个孤独的写作者，与一份杂志的交会，冥冥之中，真的有如神奇无比的姻缘。不知不觉，在我二十余载的小说写作中，已和《山花》杂志结下了解不开的联结，我的无数个“第一次”，都发生在了它简朴庄重，又始终自成一格的书页之间，细下想来，还是因为与这份杂志背后的编辑人格外投缘的关系吧，他们单纯而透明，独具文学之眼，而且格外的勇敢。比如这一次，敢于将这个奖授予我这样籍籍无名的作者，就是明证，我的内心深处惟有无言感动。无论写作多苦多累，有《山花》这样的文学家园始终在迢迢照应，就会感到莫大的慰藉。感谢大家。也感谢我的父母，感谢我的家乡重庆，以富于魔力的山水，带给我源源不断的灵感。

        郭爽：１９８４年生于贵州，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任职于南方都市报七年。小说、随笔见于《收获》《当代》《作家》《山花》《上海文学》《江南》《青年文学》等刊物，作品曾获《小说月报》《思南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刊物选载。获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无界行者”创作奖学金（２０１５）、第七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２０１７）。非虚构作品《我愿意学习发抖》、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将于近期出版。

《鲍时进被偷走的四十年》授奖词 

          小说直击西南边地大厂生活，时代性、地域性皆具，表现了沉浮于边地的大厂生活样态，展现了被大众视野所忽视的那一部分群体。经济的转型，改革的阵痛，人心的变异，都在这一难以扭转的进程中得到彰显与暴露，那是由纷繁的人际关系织成的历史境况之网，小说对这一变化有着精微的把握与描状，书写了以鲍时进为代表的人的生存意志，是一曲时代挽歌，更是一场饱含深情的回望。

 获奖感言 

        感谢“山花文学双年奖”对《鲍时进被偷走的四十年》这篇小说的肯定。人们常常会问，文学有什么用？文学对生活有什么用？我想，文学与生活，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鲍时进》这篇小说对我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给了我勇气去面对和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在跟大家分享我的体验之前，我想先讲艺术家宋冬的一件事。好些年前，我看到宋冬的一个作品，叫《抚摸父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今天，我也愿意跟大家说这个作品。

宋冬出生于六十年代，他的父亲出生于四十年代。跟大部分中国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一样，在父亲面前，宋冬永远不敢说“不”字，而父亲跟他说话的时候总是说：“你不能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非常严厉的语言，或高高在上的方式，想保持父亲的权威。三十岁前，宋冬一直在想怎么才能获得自由，但当跟父亲发生不同意见的时候，他用不说话来代替回答，心里头是惧怕的。在宋冬三十一岁那年，他有机会去德国做展览，这是他第一次长时间离开家。在国外语言、文化都隔绝的环境里，宋冬特别想家。他意识到，父母、家庭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跟母亲可以无话不谈，可是从他有记忆以来，父亲就从没抱过他。他想对父亲表达，想不要那么害怕，可是之前都没有办法。

        回到北京后，宋冬跟父亲提出，他要做一个作品，叫《抚摸父亲》，但父亲特别生硬地拒绝了。之后宋冬又试着跟父亲谈了一次，父亲仍然不同意。直到有一天宋冬对父亲说，这个对我真的很重要，如果我做这件作品就出名了。父亲说：“如果对你很重要我就可以做。”

       《抚摸父亲》这个作品，是让父亲坐在椅子上，宋冬用投影把自己手的影子投到父亲身上去，两人之间有长时间的交互。刚开始时，父亲在抽烟，宋冬手的影子在父亲的肩膀、胸口，主要是在心脏的部位移动、触摸。后来，父亲把穿在外面的夹克脱掉了。慢慢地，又把衬衫脱掉了，只穿着背心。最后，父亲连背心也脱掉了，光着膀子。父亲感觉到了来自儿子的一切。而他选择让儿子手的影子直接落在他胸口的皮肤上。这是宋冬的作品《抚摸父亲》。这个作品完成后，两个人没有进行任何交谈，中国人总是这样，不说的。但父亲与宋冬的关系改变了。艺术就这样给了艺术家一个机会，让两个人之间，真正完成了交流，让我们可以去确立和重建亲密的关系。

         与宋冬相比，出生于八十年代的我，又是女儿，跟父亲的关系一直都很亲密。在我的成长阶段，父亲还是一个年轻人，他给予了我足够多的时间，陪伴我阅读，跟我谈话。以我的日记为记录，直到２００６年我二十二岁，我跟父亲之间的交流都是非常多的。甚至现在看来，我会惊讶于我们之间交流的质量与深度。比如这样的句子随处可见，都是父亲跟我交流时说的，他说，“工作会很辛苦，但不要让工作阻挡你的一切”、“你始终要确定自己的存在，并且不断让自己去完善和进步，你必须看书”……但也就是２００６年前后，我和父亲没有再那样谈话了，一是我大学毕业后到了广州工作，当记者会出现接连出差半个月的状况，还有就是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感情生活，父亲不再是我想要精神谈话时的首选对象。随着我越来越独立，就越来越与父母的家庭脱离，甚至，我的工作背后所携带的意识形态，也加重了我和父亲之间的隔阂。到了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谈到一些时事新闻的时候，两个人已经是剑拔弩张的状态，只因为当时我们都相信自己所处于的那套话语。

到了２０１６年，父亲六十岁，退休了。而我也从工作了七年的报社辞职了。我们都失去了曾经影响、定义我们的社会身份后，终于可以坐下来，不带偏见地谈一谈了。但这时候父亲大病一场。父亲做复健的那段时间，每天早上八点前，我们就要从家里出发去医院。扶着父亲一步一步在病房走廊里走路时，我有时候恍惚觉得，这走廊似乎没有尽头。死亡在催逼，在威胁，它就悬在我的头顶，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它随时可以夺走我的一切，把父亲从我生命里夺走。

       而我对父亲，知道些什么呢。我有点怕来不及，在时间面前，越来越多眼睛所不能见的事就要汹涌而入，就要把那个曾见过的世界湮灭。而我将永远失去透过父亲的眼睛，与历史血肉相连的可能。而我们的肉身是那么脆弱。

       如果说宋冬渴望的是伸出手，抚摸父亲的灵魂，那我想做的，是像我从小那样，信任地、无保留地，跟父亲谈话。

      《鲍时进被偷走的四十年》，以及紧接着的《拱猪》，包括最近发表的《九重葛》，都是在这样的思考中写成。人物们找到我，在眼前一点点变得清晰。而我，想尽可能地去了解他们。

鲍时进是一方人物，顶天立地。他在小城里走来走去，遇见一张张熟识的脸，故事就铺开了。小地方的逻辑就是这样，上一趟街，早上起来吃碗粉，怎么能不遇见几个熟人呢。鲍时进自然不能例外。他拳打脚踢，在生活里扑腾，要摆出些人活在这世上应有的尊严与姿态来。所以，开篇就从他最敬爱的人的葬礼写起。他爱的程伯伯，到死都不得尊严。在中国的语境里，能人需要具备最重要的特质，是能扛住时代与潮流的更迭，屹立不倒。而要成为一个能人，需要比常人更多地自我切割。鲍时进是怎么完成切割的，小说里写了。但他从哪一天起真的不相信了，每一个读这篇小说的人，相信都会有自己的看法。

写这几篇小说，我试图去了解父亲们的遭遇。从他们还是个孩子，到长大成人，再到日渐衰老，他们看见过什么。而在这些男人间，情谊、好恶、利益，又是怎么缔结和被摧毁。

与我们的父辈谈话，是面对衰老与未知时，一次向着时间的问询。但更多的，是一场起誓。我不满足于现实，想要去冒犯历史及任何一种既成的叙述。我不相信，也无意装作相信。于是潜入父辈的耳朵和眼睛里去，试图从带着人声与热气的经验里，找寻一些不会被记载、除了他们的子孙后代再无人关心的事实。在巨大的怪兽面前，我俯低，慢慢慢慢写下这些。用我能做到的，文学的形式。

今年五月，我们一家人去福建泉州探亲。谈到工人下岗还是什么，父亲说，就像你在《拱猪》里写的一样，只是你应该再大胆一点。我跟他嚷起来，爸爸，你知道什么呀。吵归吵，我们又能够谈话了。

最后，我要感谢《山花》杂志，感谢决定刊发这篇小说的李晁、李寂荡先生。像曼德尔斯塔姆所说，“我回到我的城市。它曾是我的泪，／我的脉搏，我童年肿疼的腮腺炎。”我的语言、知觉、色彩，都出自这片土地，它在我的眼睛和大脑里烙下最初也最深的印迹。与守在这片土地上写作的人相比，我只是个胆小的逃离者，谢谢大家接纳我为一份子，让我能够以文学的方式回来。

       张承志：作家、学者。１９４８年生于北京。八十年代以小说创作为主，九十年代至今以散文为主。代表作有《北方的河》《黑骏马》《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心灵史》《敬重与惜别》等，已出版各类著作数十种，曾获首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等。

“张承志专栏”授奖词 

       经过四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写作之后，张承志已然成为当代文学中的一个符号，而本刊开辟的专栏正是这一努力的又一硕果。张承志以犀利的笔调与博爱的精神再次向读者袒露了一个作家的思想之旅，其中的激越与低回，领悟与批判，都完整地纳入作者的思辨体系，对时代、对民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有着深入的思考，朴实与深情并茂，坚韧的质地中饱含一颗赤子之心。

 获奖感言 

       １９７８年我发表的第一篇汉语作品就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接着那个开端我曾屡屡获得各种全国、地方、和刊物的奖项，正如后来那些评奖与我几乎无缘一样，直到“山花·散文奖”的颁出。而从１９７８年同步开始的，直到眼下。在这个长久也更丰满的过程中，我曾光荣地多次赢得“人民的信任”。我想，那才是更值得牢记的奖赏。然而长旅并未结束。在我的面前，尚伸延着为争取世界正义、为建设中国文明、为实现人的进步而跋涉的奋斗之路。道路漫长，似无尽头，负担沉重，令人生畏。但正是在这条路上，我愈来愈认清了我作为一名作家命定要追求的目标。是的，那是一项大奖，它的名字叫“主的喜爱”。这是我私人的秘密。今天，我愿意把秘密公开。是的，追求它，就是我生而为人的目的。以上。谢谢大家。

        臧棣：１９６４年４月生于北京。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出版诗集有《燕园纪事》《宇宙是扁的》《空城计》《未名湖》《慧根丛书》《小挽歌丛书》《骑手和豆浆》《红叶的速度》《必要的天使》《最简单的人类动作入门》《慧根》（英文诗集）等。　曾获“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１９７９－２００５中国十大先锋诗人”“中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华语文学传媒大奖２００８年度诗人奖”“飞地诗歌奖”。

《与其抵抗冬天不如探索冬天入门》（外八首）授奖词 

      “此时此刻”是其诗作生成的基础，在与当下境遇若即若离中，在语言的丛林里，诗人独辟蹊径，一意孤行。在其笔下，语词从“所指”的桎梏中获释，或者声东击西，在陌生化中焕然一新。诗人甚至对语言进行发明，从而发明新的现实——诗人内心的现实，因此，诗作显得超拔而丰盈。

 获奖感言 

       《山花》杂志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存在。它涉及童年记忆中的亲近感，虽然出身在北京，但５岁的时候，我曾随母亲辗转云贵高原，目睹过贵州的山山水水。及至成年，当我开始涉猎诗歌，《山花》杂志又是提携我走上诗歌之路的最慷慨的恩主。在很多场合，都有人热情地向我提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刊登在《山花》杂志上的我的早期诗歌。这些早期诗歌的机遇很奇特，因为它们中有相当一批是被在其他的刊物拒绝过的；拒绝的理由并不是它们的质量有问题，而是因为它们涉及的含义有点太先锋。但幸运的是，它们在《山花》杂志这里，遇到了诗歌的知音，也遇到了对当代诗歌的一种高度自己的担当。所以，作为诗人，能在自己的诗歌生涯中最关键的时刻，遇到《山花》这样的杂志，我能体会到一种莫大的幸运。而读者在不同场合展现出的阅读的兴奋，在更广阔的人文视野中，也属于一种莫大的诗歌的幸运。不可否认，这两种幸运都是由《山花》一手缔造的。所以，在这荣誉的时刻，对《山花》杂志表示感恩，是我作为一个亲历当代诗歌多年的写者必须要表达的情感。我猜想，很多和我一起出道的诗歌同仁也有类似的感念之心。《山花》对当代诗人的提携，是当代文学的一份财富；《山花》对当代诗歌的担当，也值得我们铭刻在激荡的心灵中。我希望我写得还不差，也希望我的写作能对得起《山花》的厚爱。

         孙文波：１９５６年生，四川成都人。作品被收入《后朦胧诗全集》《中国二十世纪新诗大典》等多种选本。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瑞典语。主编《当代诗》。参与主编《中国诗歌评论》《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曾获“刘丽安诗歌奖”“珠江国际诗歌节大奖”“首届畅语诗歌奖”“深圳第一朗读者诗歌成就奖”。迄今已出版诗集《地图上的旅行》《给小蓓的俪歌》《孙文波的诗》《与无关有关》《新山水诗》《马峦山望》，文论集《在相对性中写作》。

《随手记》（五首）　《恍惚诗》（外六首）授奖词 

        诗人无论写当下日常，抑或读古人笔记，均发乎生命真切体验，并引发殊异的见解。诗作多短句并置，言辞铿锵，成激越之势；炼字布局独具匠心，以致文体浑然。诗作体现出对现实的犀利洞察，是从生活的惯性中、日常的缝隙间对新鲜诗性的萃取。

 获奖感言 

        理论上人们知道诗歌对于民族精神建设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但在当代生活中诗歌的现实处境却并非与她的重要性相匹配。在这种情景下，无论写诗还是从事诗歌传播工作，与之有关的人都需要信念与耐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我和《山花》杂志社都是有信念和耐心的。而我之所以坚持在写诗上一条道走到黑，一方面是由于热爱，另一方面是从事写作让我感到了乐趣。还有则是我认为写诗能够使我理解人性、命运的秘密，在面对社会的诸多问题时帮助自己厘清思路。正是这几方面的原因让我从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坚持写作到现在。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也使自己再一次认识到这么多年来我所坚持的写作观念和具体实践是有价值的。近几十年来，中国当代诗歌写作场域充满活力和混乱，不少人从现代主义对文学的认识和当代生活的动荡中寻找自己如何写作的支撑点。我也是这样。到今天我已经非常清晰地认定，不管人类在理解自身的道路上走了多远，发展出什么样的关于生命意识的理论，譬如弗洛依德的潜意识理论，福柯、德里达等人的意识场理论，我们要解决的仍然是自身与生存其间的社会的关系。对于用诗歌谈论这一关系的写作者来说，能否真正做到对自身意识与社会关系有所描述，无疑是困难而重要的工作。基于此，我坚持认为在写作中，我们必须做到从自我出发，通过细致的发现、探究，最终用文字建构出尽量真实的语言空间，使读到它的人能够真切地感到一种基于个体的眼光对世界的理解。我相信，做到了这一点，应该能够说明什么是语言的真实。而真实，在我看来既是一种对世界的理解，又是对语言作为诗歌传播工具的恰当使用。在这一点上我想说的是：真实，是一种对诗歌的伦理要求，同时也是对诗歌的美学要求。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诗人应该趋向完成这样的要求。这些年来我正是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而现在《山花》诗歌奖颁奖机构给与我这个奖励。让我更有理由信任自己的选择。为此我必须要说：谢谢你们。

        张清华：１９６３年１０月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文学院副院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出版《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天堂的哀歌》《文学的减法》《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猜测上帝的诗学》《穿越尘埃与冰雪》《窄门里的风景》《狂欢或悲戚》《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等著作十余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理论与评论文章４００余篇；出版散文随笔集《海德堡笔记》《隐秘的狂欢》《怀念一匹羞涩的狼》，诗集《形式主义的花园》等。曾获省部级社科成果一等奖、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２０１０年度批评家奖、第二届当代中国批评家奖等。

 《当代文学如何讲述历史——从革命叙事到先锋文学的一个线索》授奖词 

        张清华对中国当代文学秉持严谨的态度，有着敏锐的洞察和深入的考量。在本文中，他生动、系统地梳理了革命叙事、传统叙事和当代先锋小说叙事的特性，通过对比分析，得出结论——当代先锋小说对于历史的讲述方式，是一种对古老叙事传统的回归。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性意义的观点，即——回归可能也意味着一种发展，这对于今后的先锋小说研究、历史叙事研究，乃至更广泛的文学研究，都颇具借鉴意义。

 获奖感言 

       各位朋友，今天，在清凉的高原，盛夏的酷暑和溽热变得暂时遥远。我有幸与各位一起，来见证一个属于文学的时刻，并且忝为“山花文学奖”的获得者之列，荣幸之至。至为感谢《山花》杂志多年的厚爱，感谢朋友们为文学的付出与辛劳，也祝贺她几十年来位列中国当代文学期刊之前驱的骄人成绩。

       文学批评仍然是孤独者隐忍前行的一种工作。但不管其如何卑微与黯淡，从业者必须以人文主义的责任践行于其间。求问于历史可以看清来路，执着于真理的认知可以帮助我们判断，通过文学暗度于社会与文化进步的推动，是文学批评存在的根本理由。当然，从最低限度上说，我们还要通过与文学本身、与创作者实现真正的、内行的对话，来保有我们原始和基本的自尊。

        现代性的进程开启了我们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也催生了现代以来与“世界文学”相交织与相匹配的新文学。新文学采用了现代性的话语，但是也带来了种种套路和弊端。中国传统文学中那种用“循环论”的世界观——即更长的时间标尺来处理现世命题的方式——被我们抛弃，随之在文学中出现了一种不无误区的“进步论”风潮。但其实，百年来的社会历史和文学历史，又岂止是进步论所能够涵盖和解释？《红楼梦》中所说的“几世几劫”难道再无美学和哲学的启示了吗？如果现代性的逻辑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么今天的事情岂非就简单得多了。

        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与生长，一方面是因为取法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观念与形式，是来自世界视野的认识论滋养；但另一方面，也是重新在中国传统中寻找尺度与资源的结果。中国的作家们重新找回了中国古老的时间观和历史观，找回了与进步论格格不入的那些理解，我们的文学才变得不那么短视和浅薄，才具备了与现代历史的沧海桑田与风雨如磐相匹配的清醒与丰富，才有了可以借以反思暴力与血腥、愚昧与悲剧的人性视点。我只是希望通过学习古人的智慧和思想，来处理眼前现象的多杂与纷乱，通过更长时间的标尺，来删削我自己视野中的遮障与枝蔓。感谢朋友们对我的工作的认可，我只有用更加努力和虔诚的文字，来回报你们的鼓励和鞭策。

        杨庆祥：１９８０年生，文学博士，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诗人，批评家。出版有思想随笔《８０后，怎么办》，诗集《这些年，在人间》《我选择哭泣和爱你》，评论集《社会问题和文学想象》等。曾获中国年度青年批评家奖、第十届上海文学奖、首届《人民文学》诗歌奖、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二届《十月》青年作家奖、第四届冯牧文学奖、２０１５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奖等。曾担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届老舍文学奖评委。

《“现代主义写作”的蜕变——“重建一种新的文学”系列之一》授奖词 

        杨庆祥是当下活跃的青年评论家，兼具广博的学识和凌厉的锐气。本文中，杨庆祥对“现代主义写作”的“负面遗产”和当下写作中的“现代主义‘谬误’”进行了反思，从１９８０年代的“个人”，到１９９０年代的“私人”，再到新世纪以来的媚俗和媚雅，溯源式地梳理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历程，并指出了其虚妄的本质。行文观点鲜明，力陈痛处，直指弊端，凸显出严厉、独立的批判精神。

 获奖感言 

        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这块土地上发生了很多事，毒疫苗，反性侵，贸易战，还有各种不胜枚举的天灾人祸。发达的现代社交网络以直播的同时性将这些“信息”讲述为“事件”，并推送到每一个人的眼前。我们阅读这些信息，或者被迫阅读这些信息，我们表态站队，或者被迫表态站队。

        批评理论的代表人物阿多诺曾经说过，一个遭受痛苦的人有权利尖叫出来。但是，如果痛苦被勾兑、被重复、被层层稀释、被贴上各种政治正确的标签，这痛苦还是真实的吗？这“尖叫”是原本的主体性还是被召唤甚至被虚构的一种“非在”？我们应该记得居伊·德波的忠告，在一个被现代媒体所建构出来的“景观社会”，看起来“全息”“公平”“开放”的语境不过是一种隐藏得更深的调节和控制，其后果，不是激活了人的主体和自我，而是相反，一种单一性的野蛮被生产出来了。

       这种单一性的野蛮不仅仅是指我们被一种强烈的情绪绑架，作出并不“理智”的判断；也指我们缺乏一种如雅克·拉康所谓的“恰当的言说”（appropriate-saying），用夸夸其谈甚至是谩骂羞辱来掩盖其智识上的浅薄；更重要的是，我们缺乏一种韧性的探究精神——不仅仅探究表面的恶，同时也要探究深层的恶；不仅仅探究这恶的现实的、短暂的因素，同时也要探究恶的无意识、潜意识、传统和未来。在最终极的根底上，探究人心和人性，以及包含在我们每一个人自身内部，我们的肉体和灵魂中的——恶。

       这是文学反对一种简单的“民众投票”和“运动政治”的原因，也是文学之所以能够在恒久性的美与善的建设中所能够着力之所在。

       施特劳斯很早就预言了这一点，他在1940年代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现代的野蛮化。他说，为了抵抗这种现代的野蛮化，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哲学的技艺。我在很多地方引用施特劳斯的这句话，虽然我并不完全理解施氏的政治立场及其开出的药方，但是，我赞同他的这一判断，不过是，我认为重新学习的智慧，是且只能是在我们的当下，此时此刻的当下，爱憎交织的当下。我毫不掩饰我对文学和哲学上复古主义的厌恶和瞧不起——复辟的永远是一坨腐肉，只有当下的血是鲜艳的。

        因此，在一个已然野蛮化的情况下，如何在景观化的幻影和复辟主义的魅影中找到一条“心智成熟”的智慧之道？这是一个问题。但我并不能立即给以回答。

        我很荣幸能够与张承志以及其他的诸位先生一起获得《山花》的文学双年奖。在过去的几年中，对张承志的阅读一直是我重要的功课之一。在《心灵史》中，他以对话的方式这样写道：

        知识的终点是什么？

          ——是主的认知。

       那主的终点是什么？

       ——那是无计无力！

       我尊敬这种无计无力，并将其视作为文学（哲学）的大道和正义。

       我的小文章本不应获得这么有意义的奖项。我很惭愧。但依然要谢谢《山花》杂志以及各位的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