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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诗墙修建的故事
来源: 时间:2016-11-24 19:10:01  作者:杨杰

中国常德诗墙是本市一项永久性的大型文化工程,是以城区钢筋水泥防洪墙为依托建成的。诗墙修建主体工程,从1991年提案、筹备开始,到2001年6月竣工移交,整整十年,编纂诗墙诗词、书画两套系列丛书,又花了三、四年。参与修建工作的都是些离、退休的老人。经常在诗墙工作的有23人,其中有18位是离、退休的老干部、老教师,他们都是自愿的,个个积极、认真,开头几年无分文补助,还要自贴交通、电话费,以至设家宴招待外来客人(专家、学者),而修建中的艰辛、困难,是时人难于置信的,但确是实事。下面就说说这些故事。

常德诗墙所选载的事实、内容是由诗词叙述的,表现形式则是汉字。这两者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常德诗墙是市内大型文化工程,应当严谨建好,传之久远,不受政治体制变化的影响,所以,作者只要爱国家、富人民性的就可入选。按马克思主义观点,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是随生产的发展(有剩余价值)而产生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会随生产高度发展而消失,政党、国家这些阶级统治的工具,也会消亡。因此,作者只要不是汉奸、卖国贼就行。我们一开始是这么考虑的。1992年3月,去长沙请诗、书、画界专家座谈,讨论时,大家提出了“千年不砸”的要求,更明确、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后来,在修建的实际工作中虽受一些干扰,但被抵制了,未受太大影响。

现在常德诗墙主体工程修建竣工八年了,接待游客参观则十年有余,她的表象、功能与社会各界的看法,大家较为清楚,但修建中的若干故事却多为人不知,而这些故事具有许多文化内涵,体现了修建者的认知和气概,公开出来,对了解诗墙,会有益处。

 

一、修建的起因

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传承,都是有起因和条件的,诗墙也不例外。为什么会修建诗墙?大家比较知道的起因是1991年3月市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111号提案,那是市政协委员伍顺生同志提出的,是个很有创意的建议,也是修建诗墙的一项起因。但还有两项重要起因或条件:一是提案之前早已决定修建的城区防洪大堤,这是诗墙的基础,也是提案产生的原因;二是市长蔡长松表示“同意”的批示。这个批示不是临时兴起的行动,而是“成竹在胸”的决策。上世纪八十年代,常德市老城堤内外,仍是一片破旧,各类房屋鳞次栉比,杂乱难堪,湖南省一位主要领者站在沅水大桥上说:南望一片混乱,北望一片破烂。这话深深刺痛了时任市长蔡长松同志的心!其实,长松同志和市委、市政府也极想美化城区,改变破旧面貌,只是在等待时机。1990年决定彻底整治城区防洪大堤,美化城市的时机到了,在整治防洪大堤的动员报告中蔡市长说:“整治防洪大堤有利于美化市区”、“要形成崭新的沿江街景”、“建设一座带状江边公园”、“呈现一个花繁林茂的崭新面貌”。如何利用整修防洪大堤来美化城区环境,早在他的考虑之中,所以一见到伍顺生委员的提案,就立即批示“同意”。这是修建诗墙又一重要条件。没有这个政策,就不可能修建诗墙。

 

二、初步设想的形成

“万事开头难”是老百姓的一句口头语。“路是从第一步开始的”,走形成的路如此,而无现成路呢?这第一步就不那么容易开始了。修建诗墙的提案批准了,这是好事、喜事,可如何修建呢?谁也不知道,既无现成模式、也无可借鉴的材料,而防洪大堤工程尚在做“拆迁”等前期准备工作。当时,我被指定“牵头诗事”,随后又决定为修建诗墙的负责人,要求迅速组织修建班子,拿出修建方案。因为防洪大堤尚未动工,是个什么样子,满脑空空,更何况诗墙,只好决定实地察看。五月五日,我邀了伍顺生、张弓同志,从芷园出发,沿河堤(当时堤上满是居民住房)经大河街、小河街、麻阳街到临沅闸,再沿老城墙到笔架城,一直到落路口,穿屋翻墙,边看边问,大致搞清了新修大堤的走向。第二天,我们三人沿着前天的路线继续察看,注重看堤外河滩的宽窄、高低、边看边议,开始对新修大堤内外有了一点朦胧想象。第三天,我独自一人沿着老路,边看、边想、边计划,回来时到大堤整治工程指挥部借了“防洪大堤设计图纸”和设计书,经过细阅图纸结合实地勘察,大致认为从大西门到水府庙,整个防洪堤段都可利用修建诗墙。外滩宽窄高低不等,可根据不同情况开发。第三天,张弓同志也独自一人从近点、远点(对河)绘了一些画、拍了一些照。

五月十一日,武陵诗社召开常务理事会,我和赖汉屏同志介绍了市政府决定以新修防洪墙为载体修建诗墙的情况,大家听后甚为高兴,认为是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常德社会发展的大好事,表示愿意尽量出力。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方方面面,谈了许多想法及建议,我受到很大的启发与支持。

随后,伍顺生、周正馥、叶志芬、黄惕恒和我,多次座谈修建诗墙的想法,从人员到设计、到资金,想到就谈、无所不议。

经过几天实地察看和各方座谈酝酿之后,我草拟了“诗墙修建方案的初步设想”,就名称、规模、内容、征稿、选稿、采石、镌刻、安装,以及机构、经费等提出了供研究的参考意见;张弓同志绘制了“诗墙示意草图”,使设想中的诗墙形像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个“初步设想”,这张“示意草图”,尽管后来作过多次修改、完善,但确是修建诗墙方案(或设计书)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基础。

 

三、走向的确定

诗墙走向如何定,选诗之初也就是拟定修建方案时,我和刘先、满大启认真讨论过,当时有三种想法:一是从西往东、即从大西门起往水府庙走,取“顺”的意思。从文化上讲,有“顺天应人”、“顺之者昌”的涵义。二是从中间(下南门,现在的春申阁)起,往东西两头走,这是从地势考虑的,因外滩此段最宽,又处中心地段,将来建成公园,会是人们游憩最多的地方,诗墙精华应集中于此,从文化上,有“中而不偏”的意思。尧告诫舜要“允执其中”,舜告诫禹要“允执厥中”,都是强调要认真掌握平衡,不要偏执一端。三是从东往西,即从水府庙起往大西门走,取向上之义,从文化上讲,涵自强不息的精神。

三种想法都是合适的,究竟如何定呢?我们多次酝酿比较,认为:从西到东,群众容易接受,人们总希望“顺”,“一家和顺”“一帆风顺”“风调雨顺”……从中间往两头走,符合地理形势,便于游人游览,特别是市民休息;从东到西,则是逆水而止,“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今是竞争时代,不奋发向上就难自立于民族之林,常德人笃爱自强,而不甘默默无为。于是决定了从东到西的走向。后来没有听到什么不同反映。

 

四、以《击壤歌》开篇,以《和平鸽》结尾的用意

诗墙选诗,选画都有很多讲究的,用谁开篇,谁结尾呢?这是颇费心思的。原先一致的意见是选《诗经》中的诗置诸篇首, 但因《诗经》无《楚风》,找不到与常德有关的诗,因而增加了难度。常德历史悠久,山河壮丽,先民们史前即在此繁衍栖息,诗歌一定产生的很早。《百代沧桑》是反映常德历史发展的,必须选流传最早、内容美好,且与常德有关的诗歌做开篇,才算合适。

《击壤歌》是一首不知作者姓名的古歌谣,歌辞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击壤是古代的一种游戏,据邯郸淳《艺经》讲:“壤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四,阔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置一壤于地,遥于三四步,以手中壤击之,中者为上”。一边击,一边唱的歌名《击壤歌》。又据皇甫谧《帝王世纪》载:“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于道。”后用“击壤”为赞颂太平盛世之典。此歌与常德有什么关系呢?《庄子·让王》篇载:“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稀,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这话的意思与《击壤歌》辞完全相同。根据歌辞内容,作者应是一位自食其力,甘于淡泊的隐士,而德山是不要帝位的善卷的隐居之地。以此开篇,意在说明常德是最古老、最美好的地方,而善卷有勤劳、淡泊(轻名利)、无争(和谐)的高尚品德。

诗墙的篇章是按从常德走向全国,再走向世界的顺序编排的,最后一篇是《五洲撷英》,因而结尾用了《和平鸽》画。和平鸽在《圣经》中是和平的征兆,《创世纪》载:上帝降洪水灭世时,诺亚等避人方舟,保全了生命。一天,他放出鸽子去探测洪水是否退去,平安已临。后来,人们把鸽子与橄榄枝当做和平的象征。1950年西班牙大画家毕加索为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作《和平鸽画》。诗墙以此结尾,表示常德人民、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向往和平的,也反映五大洲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心愿。


                                五、为什么没有《诗经》中的诗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诗歌产生时间也很早,诗词组一开始就议定要选《诗经》的诗作诗墙的开篇。可是《诗经》没有“楚风”。找不到与常德有关的诗。此事,诗墙办费了许多心力。诗词组组长刘先,几次主张选《吉日》、《无衣》放在《百代沦桑》,他说了选的理由,认为与常德有些关系,但评委觉得有“拉来之嫌”,不表同意,我也不赞成。1997年刘先因患肺癌在武汉同济医院治疗,给我来信,仍力主选《吉日》、《无衣》入《百代沧桑》,说:“我看只要不是生造胡谄,凡确有来历的诗能表现相关历史实事的都应选用……”一个患重病住医院的人,尚如此关心常德、关爱诗墙,我很感动,请满大启老师通读《诗经》,并细查有关诗的注释和题解,我自己根据刘先所说《吉日》《无衣》与常德的关系,详细读了《左传正义》《史记·楚世家》《国语》的有关章节和《毛诗正义》关于二诗的题解,都找不到《吉日》、《无衣》与常德的关系。

为了慎重,1998年5月召开编委(即评委)会时,再次认真讨论了刘先同志的意见,一致认为《吉日》《无衣》跟常德没有直接关系,不能入选。诗墙没有《诗经》中的诗,是个大缺陷,我提出可否选《关睢》《广汉》上墙,评委认识不同,意见未能统一。就这样诗墙上没有《诗经》中诗,修建者却尽了心力。

 

六、篇章设计与诗歌意义

现在看诗墙是井然有序的,稍微留神可以看出“从常德走向全国、再走向世界”的编排大意,而诗歌每首都作了简介、注释和浅析,编辑成了诗墙丛书,览丛书,可知每首诗歌意义。这里简要介绍一下经历的情况。

先说篇章设计,诗墙修建之初,有“十里诗墙万首诗”的说法,当时设想选诗4000首上下。这么多诗刻石上墙,决不可杂乱无章,如何编排呢?诗词组作过多次讨论,有过几种方案:一是按朝代编排,即从先秦、汉、晋一直排到现在,这和编年通史一样,游观很不方便;二是按行业编排,即农业、工业、商业、文教卫生、交通运输等,有点像百科全书,且有些诗歌如《涉江》《桃花源记》之类的诗无法定位,找不到归宿;三是按地域编排,即分澧县、临澧、安乡、区市等,这有点宣传性质,且选诗多寡很不平衡。几经研究认为以设栏目为好,可以打破时空概念,方便游览观赏,修建者也便于操作。起初,拟定的栏目有8个:《先贤遗韵》《历史风云》《山水呈祥》《朗洲名胜》《沅澧风物》《兰芷精神》《盛世新声》和《武陵集锦》。又经过一年多的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确定为《百代沧桑》,反映常德的历史变化;《名贤题咏》,记述历代名贤对常德的观感;《武陵佳致》,描绘常德的风光景点和重要建设;《兰芷风华》,咏写常德的人文物况、民俗风情。入选这四篇章的诗都须与常德有关。然后走向全国——《华夏新声》。主要反映中华民族近150年来对列强奋起抗争的精神气概,再走向世界——《五洲撷英》,选了五大洲54个国家94位诗人的作品,这主要是宣传世界文明,促进和平友好。

再说诗歌意义。全墙刻石嵌墙的诗歌为1267首,是本着“二为”方针,注重人民性、艺术性和与常德有关的标准,从约20万首古体诗、近体诗、辞、赋、曲、联、民歌、新诗、外国诗中,初选、复评、总评出来的,撰编《诗墙丛书》时,每首诗都写了作者简介、注释和浅析,未发现一首无意义者,只是大小不同而已,每首对于了解常德古今某一事物情况,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提高人文素质,都会有些益处。有些重复的诗,只是题目相同,而内容却不一样,如《百代沧桑》篇写“崔婆井”的诗就有三首,是唐、明、清三个朝代三位作者写的,内容各有侧重;第一首是张虚白(也叫张白),他是见证崔婆店酒好的第一人,也是《崔婆井》传说中的道士;第二首作者应履平,为明洪武年间的进士,曾于永乐年间任常德知府,《崔婆井》是他咏《武陵八景》之一;第三者作者贺奇,为明末清初人,明亡入清,不肯出仕,削发为僧,借崔婆井的传说,抒发自己对历史、人事的感受。我生长在澧水、工作在沅水,几十年到过大多数乡镇,走遍了山山水水,但对常德的较多了解,还是修建诗墙,通过选诗、评诗,校阅诗词定稿,审编诗墙丛书获得了许多平常难于获得的知识。我以为从某种角度讲,细读诗墙诗,胜于看一部地方通志。

七、诗的全面性

诗墙的诗要选得全面,在诗词组成立前的座谈会就注意到了。所谓全面,指的是诗的体式、内容、时代、作者;作者又含民族、性别、身份等。要做到这几个全面并不容易,因为不像编书,可以不受限制,诗墙选词是有约束的,首先,前四大篇的诗必须与常德有关(或是内容或是作者),无关的不得入选;其次,第五篇章《华夏新声》,又受“1840年以来”的限制,且要是写大事;第三,意存高远。除此之外,还要经过集体选评,得到共同认可。

诗、词、曲、赋,包括古体、近体、歌行、民,以及戏文、联语等都选,这是一致的,但对新诗,见解就不同了,省城名家座谈时多不主张选新诗,话虽说得委婉,却反映了当时的一种倾向。我们还是坚持选新诗的,诗词组有专人负责新诗的征、选,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组成了新诗评审委员会,入选条件、过程,完全和古体诗词一样,做到了各个篇章都有新诗,著名的诗歌大都被选上墙,闻一多、郭沫若、臧克家、艾青、何其芳、未央、余光中等我家,均有作品入选。

从时间上看,自先秦至当代,基本上各朝不缺,只是诗的多少不等。论民族则有汉、满、藏、苗、壮、蒙古、朝鲜、土家族、维吾尔等,但是缺回族,而回族在常德有不少同胞,可是尽力很大,却没能找到回族兄弟的诗。

作者面是很全的,古代作者中有文人、学者、官员、将士、教师、隐逸、百姓,女作者32人;今人作者中有工、农、干、学、教、医、兵、商等。古代古诗人、词人,尽量做到不缺,至少也有一首,但不一定是他们的名作。可是虽然尽了力,因受“与常德有关”的限制,仍有些名人名诗未能选进来,如孟郊的《游子吟》、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等,欧阳修、李清照也无作品入选。古代帝王中有许多位会写诗,有的在文学史上还有一定地位,诗墙上应有他们的代表,因而选了清高宗弘历(乾隆)的《拟桃花源中送渔郎出津》(与常德有关)。当代人中有台湾的前“国防部长”黄杰、前“外交部长”黄少谷、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前主任委员罗家伦。辛亥革命领袖和功臣,墙上都有诗作。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都不写诗,却是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的重要领袖,诗墙上不能没有反映,因而选了歌颂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壬申春观北海九龙壁有作》和《春天的故事》。请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孙轶青写了《怀少奇》。遗憾的未能找到专写陈云的诗歌作品。

为了做到全面,尽量不漏掉史迹和重要作者,诗词组费尽了艰辛,刘先、满大启同志两次到各县(市)会同当地诗词组织负责人共同查阅县志、族谱、报刊、杂志,直到文史资料、乡贤遗墨。帅孟奇大姐是受尽折磨、坚贞不屈的革命老前辈,应有作品上墙,但几经搜寻,只找到谈话之类的记录。1998年4月21日,《常德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的《悼革命老人帅孟奇》一文,有帅大姐借梅花自喻的诗,诗词组当即录下,慎重研究后加了《自强》的题目,勒石上墙。赵朴初,全国政协副主席,是著名诗人、书法家,为诗墙题写了墙名,应有诗上墙,但他已发表的作品中无与常德有关者,因而未选到他的诗词。1997年6月25日《书法报》刊登了他的《自度曲·书林则徐焚鸦片诗题后》,诗词组发现后选入《华夏新声》篇最后一组“港澳回归”之内。常德今人诗是经总评委终评后入选的,由于选题等原因,有几位诗词功底很好或具代表性的人,作品未能入选,诗词组提出要适当补选,总评委表示同意,并委托羊春秋、刘人寿代表总评委负责审评。后来,补入了3首。这样,本市今人作者就比较全面了。

现在看,常德市内的历史遗存、风光景点、大型建设、重要人物,通过诗或画,墙上都有了反映,时间下限是20世纪末。

 

八、重大内容,突出反映

诗墙诗歌是经过认真选评确定的,每首都有它的意义,而重大内容则不止一首或一人的诗歌,往往有几首,且作者、时间比较分散,有些还配了石画。这样做是为了突出重大内容,以引起观众、来者的注意。

被突出宣传的,首先是历史人物。

善卷,相传是尧舜时期的一位高士。尧以师事之,舜以天下相让,不受,隐居德山,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平恬生活,德行极其高尚。为了宣扬其勤劳、淡泊、无争的高尚道德,诗墙除诗以外,还配有《善卷让王》大画。

黄歇,战国四君子之一,对楚国有大功。过去,市内有珠履坊、春申君墓遗迹。诗墙除诗之外,还刻有《春申保国》图,并将防洪大堤的第二阁命名为“春申阁”。

刘禹锡被贬朗州十年,此期间文学创作丰富,特别是诗歌。诗墙选他的诗最多(多为在常德的作品),且有一幅“道是无晴却有晴”的石画,“排云阁”也是纪念刘禹锡的。

现代对国家民族有重大贡献的人物,诗墙上都作了突出反映。

其次是重大事件。

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王统治;新中国成立,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中日常德会战,八千男儿打败了凶胜虎狼的三万日本侵略者;港、澳回归,洗刷了百余年国耻。这些重大事件,诗墙上均有突出反映,除多首诗歌记述之外,还配有《辛亥风云》、《开国大典》、《中日常德会战》、《回归颂》等大画。

再是文化遗存。

沅、澧流域是史前文化很发达的地方。30万年前,先民们即在此繁衍栖息,不少地方有、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澧县城头山发现了距今6500年前的稻田、城址,有祭坛、墓葬、陶器、石器等出土,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诗墙除诗之外,专门镌刻一幅大画,名曰《文明曙光》。

又次是水患。

人们皆讲:“常德的市情是水情,常德的忧患是水患。”诗墙修建之初,群众、领导、专家、学者,都强调抗洪抢险必须成为诗墙反映的重点内容。诗墙修建者费了很大心力,从明代到现在,有关水患、抗洪、治水的诗都选,所以,选诗范围很宽,诗体多样,还想绘一幅抗洪图,用了几年时间约请了几位画家,因无抗洪知识均未完成,修建办最后请安乡有防洪抢险实践经验的画家熊长青,绘成了《抗洪图》,才了修建者的心愿。1998年,洞庭湖以至全国遭遇了特大洪水,全国、全省、全市军、民付出了极为艰苦的努力。诗墙应该记上这年的洪灾和抗洪战斗。为此,以武陵诗社名义征诗,最后请曹菁同志修改他的《戊寅秋抗洪抢险抒感》勒石上墙。

反映风光景点和重大建设的诗画,诗墙收了许多,而最完整的是周令钊、陈若菊二教授合作的《沅江春暖》、《澧水花繁》。这两幅长画收入景点最多,仅文字介绍,沅江有24处,澧水有31处。为了准确描叙这些景点,两位高龄教授,实地写生、摄影,先后从北京来常德达七次之多。

 

九、五个地方戏、曲唱段的入选

诗墙的第四篇章《兰芷风华》是反映常德人文风采、民俗乡情的,当我提出选几个地方戏、曲唱段时,诗词组和评委的认识甚为一致,都很赞成,无不同意见,比任何一首诗的选评,更为顺利。为什么这样容易统一呢?第一,戏、曲唱段是一种韵文,具有很强的文学性,有人说是诗、词、曲的大众化;第二,常德人民都很爱戏,素有“戏窝子之称”,诗墙上不能没有反映;第三,常德汉戏,常德荆河戏、常德花鼓是常德市的几个重要地方剧种,有数百年传承、发展的艰辛历程,常德丝弦是乡土味很浓、传承很大的民间曲艺。它们都是常德城、乡人民喜爱的文艺形式,可是表演团、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故解体,诗墙上极有必要留下它们的功迹。

选什么唱段唱词呢?经与几位专门从事戏剧工作,有丰富研究与实践经验的老同志商量,决定选五个唱段:①汉剧高腔《祭头巾》、这段唱词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无情鞭挞,市汉剧团名丑邱吉彩饰剧中石灏,1956年晋京演出,获文化部奖励。②汉剧高腔《思凡》,这段戏写一个年少尼姑,憎恶佛门清规,向往人间生活,热情勇敢逃出山门的形象,1952年晋京演出时演员李福祥饰女尼,获演员二等奖。③荆河戏《程咬金娶亲》,作者萧耀庭,临澧人,1960年毕业于北师大。剧本获省文学艺术创作奖,演出获湖南省第二届戏剧奖二等奖。④花鼓戏《嘻队长》,作者黄士元,常德县人,农民,戏剧创作较多,为国家二级编剧。《嘻队长》是反映改革开放后农村新形势新问题的轻喜剧,曾于1996年奉调到中南海怀仁堂作汇报演出,广泛获得好评。⑤常德丝弦《每逢佳节倍思亲》,反映各族人民渴望祖国统一的强烈心情。这些戏、曲有很强的时代精神和积极意义。

为了突出常德人热爱戏、曲,突出戏、曲事业的成就,还绘了一幅大画《常德丝弦》嵌墙。

 

十、艺术标准必须坚持

任何文化工程都有自己的艺术标准,不得随意制作或建造,否则难以成功。常德诗墙是集诗、书、画、刻于一体的大型工程,力争千年不砸,其标准是很高的,不论是政治还是艺术。所以,坚持标准,成为修建者的重大责任。

什么是标准,怎么坚持呢?

(一)制订好修建方案。标准是由修建方案提出和规定的,所以制订好方案极为重要。经过几次实地踏看和多次酝酿、座谈,我拟就了方案的“初步设想”,在经专门会议讨论、领导审阅、多次修改之后成为方案“送审稿”,送给修建委员会全体成员,听取审阅意见,然后修改成“修订稿”。为了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修建办和诗词组的同志于1992年6月专赴长沙,请湖南诗词协会邀集在长沙的诗、书、画名家十余人,就方案进行座谈讨论,大家十分热情认真,方方面面都提了意见或建议,使规划得到了完善与提高。“千年不砸”是专家们的共同希望和要求。

(二)认真施行。规划再好,不认真施行,那只是纸上空谈。诗墙修建规划是施行得很好的,首先,有过硬的修建队伍,他们是一群高尚的自愿者,淡于名利,重于奉献,认定修建好诗墙是自己的责任,因而对质量甚为注重;其次,各项流程都有严格的工作规程,谁都得依规矩办事,不允许有任何随意性,每块诗碑征诗、选诗、征字、排版、镌刻、定位、上墙等有14道工序,要过6次评审、验收关;再次,严谨认真,诗要经过初选、复评、终审,而今人诗的选、评,都是不署姓名的弥封卷,做到了不管名位、不讲关系、不作照顾。字、画是和诗一样评审的,不合标准,即使镌刻好了,也不得上墙。镌刻是最后一道工序,成碑后要经过办公室、诗词组、书法组(或美术组)集体验收合格,方能按设计好的墙面位置安装。

(三)坚持不懈。诗墙修建之初,市委、市政府几位主要领导都说“不干预具体事务”,我也向他们表示“诗墙修建的具体工作我会负责,请你们放心。”这点,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赞许,成为某些工程的榜样。后来,诗墙办一直坚持“三不”,即“不随意”“不题字”“不加碑”。第一,不随意。十年之中,上级领导、全国的专家、学者、名人看过诗墙或者听说过的不少,有些人出于对诗墙的关爱,以不同方式提出意见或赠诗、字。如果只管名位,听到意见就修改,接到诗字就上墙,那势必打乱原订的修建规划,损害诗墙的艺术标准。第二,不题字。诗墙的碑不是单纯字碑,一题字就名不符实。1995年3月,江泽民同志来常德视察,住芷园宾馆,有人提出请他为诗墙题字,诗墙办坚持不请。此后,再无人提及为诗墙题字。第三,不加碑。诗墙碑刻内容,无论诗、字、画,都有它的艺术标准,是几经评审确定的,不容许以任何人意见而增减。修建基本竣工时,时任市长的陈君文同志要补刻中央一位部领导的诗上墙,但不经评审。诗墙办不同意。君文市长霸蛮要诗墙管理处的同志刻碑嵌上了诗墙。我看了之后两次摘掉,君文要其秘书来和我商量,我讲了不能增补的道理,如果一定不撤,我将向作者本人写信,且君文要承担带头损害诗墙的责任。撤了此碑之后,在一次陪客人时,君文同志热情和我交谈,诚恳征询我对修建保护长廊的意见。这说明君文同志是虚心听取意见,诚心关爱诗墙的。希望后来的领导向他学习,和他一样关心诗墙、爱护诗墙。

 

十一、坚持质量的二三事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诗墙是大型文化工程,要求“千年不砸”,质量是特别重要的,却又极难保证,因为它的材料不只是钢筋、水泥、石材,更多的是建筑软件——诗、书、画刻。诗、书、画都要求之于人,诗,还要选自各类书刊、报纸,抄写、打印,字体繁简变换;书法难度更大,正草隶纂、笔法笔势,不能丝毫有误。总之,差错机率极高,人人、事事、处处不得稍有疏忽,我们作出过“层层设卡,个个把关”的规定。后来看,尽管难免差错,难免有质量问题,但总的看是好的,经过近十年各界人士的检验,未发现大的错误或质量问题。这是修建人员,包括赐诗、赐书、赐画的诗人、名字,共同坚持的结果。举数例于下:

先说诗。《题天马图》换“招魂”诗。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中华诗词鉴赏辞典》,以《题天马图》标题,署名作者徐悲鸿而刊载,只在赏析文章的开头作了说明,诗词组失察,按徐悲鸿诗选入《华夏新声》,已刻碑上墙,时过一年,编书作浅析时,被主编发现,诗为杜甫所作的《秦川杂咏二十首》之五,当即决定撤碑换诗,几经艰难,求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书写了徐的诗作《招魂》。《华夏新声》选了《黄河大合唱》的第二乐章《黄河颂》,其中“金涛澎湃”上的“金”,有的版本作“惊”,其注析各有说法,都有道理,诗词组难于决定,为了求个准确,几次去信中国作协,请他们帮助找到了作者光未然老人,他用红笔圈定了“金字”,并批曰:“金字无误。光未然”。

再说书法。《名贤题咏》篇的《桃花源记》是湖南书协顾问史穆先生写的,他很认真,写了多次,我们镌刻时镌刻处为了节省石材,两缝相结合处留的宽些,这样全碑字距稀密不匀,验收时未得通过,决定重刻。史先生得知后很受感动,于是他又另写了一幅。内蒙古书协主席康庄先生写了清毛国翰《安乡令》,是很大气、很工整的楷书,镌刻后给老人寄去了拓片,康老回信说:“拓片很好,只是有些笔划有些失真。”我们立即查对原作,确实失真,因为康先生的字有个特点,就是起笔露锋,刻胶模时忽视这点,于是决定按原作重刻。再将拓片寄去,得到回信说:十分满意,对诗墙办负责、认真,深表感谢。

再次说画。收到的画稿,画种各不相同,要刻石上墙都是线条,变换画种不是易事,有些是请省美协著名画家完成的。还有几幅画,画好了,甚至刻好了,不合要求,未得上墙。

对于质量,诗墙修建都都很自觉、认真,不让自己担负的工作出现差错,并热心帮助他人。坚持质量,经常获得诗、书、画界的好评。

 

十二、《武陵英杰》图的周折

诗墙筹建之初,即确定在诗词、书法碑刻当中略间以画。画的内容与诗词相配合,以相映生辉。《兰芷风华》篇章是反映人文物况、民俗乡情的,常德地区历史上有许多杰出人物,而1840年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新中国建立前后,方方面面都有功勋卓著的英杰名贤,他们的品格、行为十分高尚英勇,应当发扬光大传之后世。据此,诗墙修建办早在1994年就决定在此篇章内设一幅大画,名为《武陵英杰》图,并拟定了六条入选原则,前四条为:1.时限自1840年至现在;2.常德籍人和在常德有突出贡献的客籍人;3.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但须具代表性;4.其贡献在全区、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且值得永远学习或怀念。遵循这些原则,诗词组查阅了各种资料,反复比较、研究,初选了30位入选对象。

为了选得准确,经得起群众和历史的检验,诗墙办于1995年6月,邀请市人大科教卫办、市政协文史委、市方志办的同志座谈,听取各方意见。最后定为28位。这个数字是沿用我国历史习惯(我国古代有28宿,汉光武帝有云台28将、曾国藩《圣哲画像》为28贤,新中国开国大典礼炮为28响)自古认为28是个吉祥数字。因此,诗墙《名贤题咏》图人画名贤为28位。人画预选对向的面是很宽的,有各方面英杰的代表,如颜昌颐,安乡县人,1890年出生于农民家庭。1919年同聂荣臻、汪洋等赴法国勤工俭学,与蔡和森、张昆弟、李维汉、李富春等结为挚友。1922年经邓中夏介绍入党,稍后,颜又是陈毅入党的介绍人。1927年南昌起义时昌颐任前敌委员会委员兼24师党代表,后任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秘书。1929年8月24日在上海某处开会时被捕,30日同彭湃、杨殷、邢士贞同时壮烈牺牲,是上海“龙华四烈士”之一。刘小和,常德县人,1954年6月19日,常德县三合垸邱家碈走水,3万多人命、6万亩农田遭到严重威胁!危急关头,担任防汛抢险控水组长的刘小和奋不顾身,跳入洪水堵住了漏洞,保护了堤垸,不幸被门铁丝挂住衣服淹死,牺牲时29岁,被人民政府追授为烈士。罗感恩,美国马里兰州人,1898年偕夫人孟氏来常德传教,夫妇都是医生,自动把教堂栖留所改为“广济诊所”,医治病人,在湖南首创西医,后扩大为“广德医院”。1905年发现周家来院治“水臌症”的农民陈某为血吸虫病,写专文刊发在某医学杂志上,这是我国首例。1920年罗被住院精神病人刘某打死,夫人孟氏不接受赔偿,将其夫葬在德山,继续为刘某治病。冯玉祥驻常时感其事,建“思罗堂”以为纪念。柴意新,抗日英雄,为74军57师169团团长,1943年11月,日军侵犯常德,会战时英勇抗战,壮烈牺牲,葬常德公墓。杨坚高,石门县人,天主教“三自”运动领袖。新中国成立后任常德、沅陵两教区代理主教,走爱国自主道路,主张与罗马教堂脱离关系,1956年参加中国天主教爱国筹备委员会,确定走自传、自治、自养的“三自”爱国道路,1980年当选全国天主教副主教谦秘书长,为中国天教实际负责人。“三自”主张受到第三世界天主教和神职人员的广泛赞扬。28位预选对象中,有政党、政府、军队的领导,有工人、农民,有专家、学者,有艺术、宗教界人士,他们不同籍贯、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样选定,充分显示了现今常德人的认识和气概。

人画对象选定后,由满大启查找资料,撰写简介,再由刘先修改定稿。《武陵英杰》事关常德历史人物,需经领导审阅定案。于是将简介打印25份,附上请示报告,分送给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及有关领导。1995年10月20日,市委书记吴定宪在报告上批:“此事应慎重,应以主要精力搞诗”。实际是不同意,在笔头上不便硬说。诗墙办随即开会研究,会上都很沮丧,说‘领导不同意’,只好不搞了。我认真考虑后说:“定宪同志不是常德人,不太了解常德历史情况。上级一调,拍屁股走了,可以不负责。我们常德人,要对常德负责,上不忘先人,下不愧来者。英杰图必须搞。”通过讨论,决定缩小一半,即将28个预选对象减为14人,以符合“主要精力搞诗”的批示。

预选对象减少后,诗词组改写简介,积极搜寻人物形像资料,以作绘画时参照。1996年4月,吴定宪同志率“四大家”领导来诗墙参观,诗墙办由副主任易志如陪同,当面报告《武陵英杰》图缩减但不取消的讨论意见,定宪无可奈何地说:“你们要搞就搞吧,但只搞到丁玲、林柏渠,柴意新就不要搞了。”易志如说:“柴意新是好团长”。吴宪宪很轻松地说:“好团长多的是。”就这样,14人成了现在画上的12人,代表性远不如前了,所幸的是英杰图还是上了墙,修建者的心也勉感安慰。

当时预选的名单,尚有何来保、林修梅、鲁易、刘炎、覃振、杜心武、戴修瓒、陈瑾昆、郑洞国、袁任远和徐超明。

诗墙修建中的故事确实很多,征诗、评诗、征字、征画、镌刻、上墙、财务工作、档案工作,大家团结协作,相互关照,严谨认真等等,都有许多可歌可颂的事情,我不完全知道,也说不清楚。时间长了会知道的,还会有新的故事产生,这是自然的;也会曝露缺陷、错误,对此,修建者早有预料。错误的地方请后之贤者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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